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美国海陆空三军联合出动，中情局制造“假旗行动”掩护，多项情报关联确认飞行员位置，特种部队铺设临时跑道，总统特朗普观看营救直播……当地时间4月4日，历经十多个小时，此前一天被击落的美军F-15E型“打击鹰”双座战斗机的两名飞行员，被美军从伊朗领土上救走。美军的智能化联合全域作战，似乎又缔造了一次“军事奇迹”。

一个多月以来，美国、以色列的智能化作战能力，在伊朗多位领导层遭“定点清除”等行动中表现突出。然而，大模型辅助下的作战方案，似乎未能预见伊朗持续的反击能力与战事僵局，具体到本次营救行动中，也未能预判美军运输机陷入沙地、被迫炸毁，付出高昂代价。

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争，智能化作战有哪些得失和教训？大模型辅助作战方案决策，到底在“斩首哈梅内伊”等行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又暴露了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军事装备专家，《智能化战争——AI军事畅想》《智能化战争——AI军事实践》作者吴明曦研究员近日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吴明曦，原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大校副主任、中国兵器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与规划、政策与理论、前沿科技与军事变革、信息化与智能化研究，担任多个重大科研课题与项目总师、负责人，是国家与军队有关部门设置的十余个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

作为较早开始研究智能化战争的业界专家，吴明曦感慨，战场实践大大加快了人类走入“智能化战争”时代的速度，传统作战理念、作战体系都面临颠覆性重构。不过，如果缺乏全域情报体系支撑，缺乏联合全域作战的装备能力，单纯拥有AI算力并不能形成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战斗力。“最后比拼的还是综合国力。”

　3月7日，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从美国“林肯”号航母上起飞。

美伊如何打得“有来有回”？

《中国新闻周刊》：美以伊间的战事已持续了一个多月。从军事技术的角度，如何看待美以和伊朗双方在作战中的成败得失？

吴明曦：首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政治层面看，美以的战略目标，比如迫使伊朗屈服或促成伊朗政权更迭，显然都未能实现。但从军事技术角度分析，美以已经达成了一些关键作战目标，包括突破了伊朗远程、中程、近程三层防空体系，基本掌握制空权优势。反过来，对伊朗来说，这意味着国土纵深、关键目标乃至高层人物都暴露在美以的“枪口”之下。

伊朗的防空体系以俄制和仿俄防空反导系统为主体。近年来，美军针对该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针对性研究。在本次战争中，美军通过EA-37B电子战飞机、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RC-135侦察机等平台，利用“软件定义电磁资源”的方式，毫秒级生成与敌方雷达频点、幅度和相位一致的信号，进行反向干扰和抵消，从而压制甚至“致盲”伊朗的S-300防空导弹远程预警雷达；美方还使用高功率电磁脉冲等手段，对俄制和伊朗仿制的防空导弹系统的火控雷达进行压制。

此外，在防空作战链条中，从探测到导弹发射本应形成闭环，但美军通过全频谱侦测与通信干扰，对数据链进行劫持和干扰，使伊朗防空体系的信息无法有效传递，导致大中型、中远程防空系统整体失效。

在中远程防空体系被压制或摧毁之后，伊朗目前主要依赖单兵便携式和车载近程防空导弹进行防卫。这两类平台机动性强，美军无法彻底消除这一威胁。4月3日，伊朗击落美军F-15E战机，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后续进行营救的A-10攻击机、MQ-9无人机、黑鹰搜救直升机，也有3架被击落、2架重伤，营救行动虽然成功，但损失惨重。

不过，便携式和车载近程防空导弹这两类武器，通常为红外制导，多数情况下只能在战机尾焰附近爆炸，且战斗部较小，杀伤效果有限，整体来说难以撼动美以的空中优势。

开战一个多月来，美以在军事技术层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面对伊朗大量远程无人机的消耗性攻击，美军的防御能力不足。伊朗拥有分布式、低成本的无人机体系，“沙希德-136”等型无人机制造成本为2万至5万美元，航程接近2000公里，可以打击以色列及中东多地美军目标。有报道称，战前伊朗拥有七八万架此类无人机。

截至3月28日，本次战争中伊朗无人机发射量在4000架左右，虽然单日发射量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下降，但其分布式、分散化存储策略使其具有“长尾效应”，即使每天只发射二三十架，也可以长期维持消耗性打击。而美以各种防御系统的拦截，可能形成“用高成本拦截低成本”的不对称消耗。

二是对伊朗高超声速导弹的拦截能力不足。伊朗的弹道导弹，多个型号都具备高超声速突防能力，末端速度可达5至7个马赫数以上，并具备纵向、横向、S形机动变轨能力，而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速度在6马赫以下。面对每毫秒2米以上的变化，即使AI的“大脑”计算能力跟得上，拦截弹“腿脚”也追不上。依托这一优势，伊朗对美军基地和以色列关键目标实施了有效反击。

对于伊朗的导弹威胁，美以曾试图通过首轮“一次性打击”摧毁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但伊朗将导弹分散部署于山区、城市、地下设施中，有的通过伪装成普通卡车的机动发射车发射，“打了就跑”，生存能力强，难以彻底清除。这种分布式与机动化相结合的方式，对美以构成了持续的不对称威慑。

吴明曦。（受访者供图）

哈梅内伊是否“被AI杀死”？

《中国新闻周刊》：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的美以联合军事行动中遇难。一些观点认为是“AI杀死了哈梅内伊”，这种表述是否准确？

吴明曦：要辩证地看。在这次空袭中，AI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并不是“扣动扳机”的主体，其主要作用是基于人类行为建模的情报分析和大数据关联。

所谓人类行为建模，是通过大数据将目标人物的居所、家人、随行人员、上下级关系、出行规律、安保配置、用车情况等信息进行系统性的关联分析。这一能力在2011年美国追踪突袭本·拉登行动后逐步发展起来，在2013至2017年列入美国国防部科研计划六大颠覆性技术之一，逐步形成体系化的方法与手段，并在针对苏莱曼尼、巴格达迪等目标人物的行动中被不断验证和完善。

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情报依然重要。但有数据显示，美军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获取的线人情报有70%都是假的。所以，人工情报需要大数据关联进行确认。比如，美方情报人员先通过收买厨师、司机或安保人员获取关键线索，然后用卫星、高空隐身无人机侦察的多源信息进行交叉验证，最终确认为可靠信源。

同时，不仅关键目标人物本人行踪被监控，其保镖、随行高官、车辆、司机等相关要素也被同步监测。一旦这些信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高度重合，并与相关情报相互印证，就可能触发最终打击决策。这就是“AI+大数据”在现代作战中的核心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关键的是多源数据的综合关联，而不是单一人工情报源。

因此，无论说“AI杀死了哈梅内伊”，还是说“哈梅内伊死于内奸”，都不全面。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基于人类行为建模，通过多源情报与大数据进行验证和关联，再与智能化作战体系深度融合后完成的一次作战行动。这体现了智能化时代逐渐成熟的一种新型作战样式。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否也说明，本次美以伊战争中的智能化介入程度，高于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

吴明曦：是的，在AI使用水平上，俄乌冲突确实没有达到这次战争中美以军事行动的程度。差异主要体现在大模型应用方面。2017年，美军开启将AI大规模应用于战场分析决策的算法战“马文项目”（Project Maven），最初该项目在中东地区进行验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马文项目技术团队迅速被部署到欧洲，在乌克兰战场上进行测试、验证和数据积累。

随着相关能力在俄乌战场上逐渐成熟，再加上美方于2024年到2025年将Claude大模型与Palantir AIP结合，到2026年突袭委内瑞拉和袭击伊朗时，马文系统除了提供已在俄乌战场上应用成熟的情报分析和目标识别之外，还能够基于情报分析、目标识别、情景模拟推演给出可决策的作战方案建议。

具体而言，过去情景模拟推演需要复杂的建模和仿真过程。现在，大模型可以在充分学习真实战场数据后，快速生成高仿真的多模态深层作战场景，然后根据不同场景、不同条件，对目标进行排序，结合航母、空中打击力量等多种手段，推演“用什么打、怎么打最优”。例如，针对伊朗，如何先压制和干扰S-300等远程防空系统，随后再逐步瓦解中程和近程防御体系，最终实施整体打击，大模型会自动生成类似这样的多种可选方案建议。

过去，这一过程主要依赖专用模型，比如先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目标识别，再通过传统基于规则的算法对目标打击进行排序，然后再对可用手段进行优化匹配。但随着卫星信息等数据规模爆炸式增长和作战对抗速度的明显加快，传统方式难以基于海量数据，对不同环节、目标与手段进行快速最优匹配。而且，战争是动态变化的，枪声一响，一旦对手调整部署，己方需要能快速给出新的应对方案。

大模型的引入，使得海量数据可以更快完成批处理，提高了上述过程的整体效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透露的信息表明，以前美军海量数据的分析，需要耗费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而现在，在大模型加持下，AI系统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参谋人员则快速评估AI给出的多个方案建议，选择并优化其中一个作为推荐方案，由指挥层确认并批准，时间大大被压缩了。这意味着，美军“大模型+专用模型+人类指挥员判断”的结合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水平。

上图：4月5日，伊朗公布的美军飞机残骸。 下图：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就美方营救飞行员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图/视觉中国

仅仅有大模型并不能形成战斗力

《中国新闻周刊》：大模型的运用是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美以伊战争陷入僵局，美军并未达成战略目标，是否意味着AI辅助决策还缺乏风险预判能力？

吴明曦：对于利用大模型辅助作战方案决策，本次战争中可能仍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是数据学习和训练时间有限。Claude大模型是在2025年7月才深度嵌入美军的机密网数据系统，与马文算法战系统结合进行训练与验证。

大模型的优势是基于预训练的概率统计及其权重参数。对于没有出现过的对抗样式，无论何种作战方案建议均存在不确定性，而实用作战方案与作战流程则强调确定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系统整合来解决，需要通过大量仿真与实战演练来迭代优化。目前这个过程仍在持续中。

此外，由于训练时间较短，大模型对伊朗战场这一特定战场的数据学习可能还不够充分，否则应该能够预测到伊朗反制的长尾效应。

第二是模型本身的局限性。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复杂。即便经过筛选、微调和强化学习优化，数据中的错误和偏差也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少量“bug”在日常应用中影响不大，但在涉及战争决策、人员生命的高风险场景中，必须高度谨慎。

综合来看，我个人认为，目前美军使用的大模型，在作战方案生成方面的可靠性、可行性程度还不够高。而且，战争本身充满不确定性，诸如伊朗军力、导弹和无人机数量特别是分布式分散化部署等具体数据，美军未必完全掌握。

此外，对于作战中的某些风险点，即便AI已经提出预警建议，也未必被决策层充分重视，人类最终决策会受到经验主义或主观判断的影响。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大获成功后，特朗普和美军高层“自信满满”，大模型的警告建议可能在参谋层次就给忽略了。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的智能化战争将发展到怎样的水平？在这种战争中，缺乏技术能力的中小国家，是否必然处于绝对劣势？

吴明曦：智能化战争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AI”，即在现有装备体系和作战链条基础上嵌入和叠加AI技术。另一种是“AI+”，即由AI主导，从根本上重构作战概念和作战体系。俄乌冲突以及美以伊战争是“+AI”战争，本质上是在传统机械化、信息化作战体系上叠加智能化应用。

但这一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我从2016年开始研究智能化战争，当时曾预测“+AI”的智能化战争形态会在2030年前后出现，“AI+”智能化战争时代则将在2040年到2050年期间到来。但现实超出了我的预期，“+AI”提前了5年已经成为战场上的“常态”。

这种情况与AI发展速度和战争实践相关。比如，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不得不依赖美西方的智能化支持，弥补在重点对抗区域对方人力资源3倍以上、传统火力5倍以上的严重劣势。反过来，这也让乌克兰成为美西方各种智能武器和作战手段的试验场。在此背景下，俄乌冲突从传统机械化战争，到AI技术和无人机、无人艇、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再到当前应用接近“+AI”的无人化地面作战体系，仅仅过了4年。

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我预计，到2035年前后，智能化战争就将进入“AI+”阶段，完全由AI主导的智能化军队将在世界大国中逐步成形。

这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将有三个核心特征。第一，AI全面嵌入战争体系和作战杀伤链，贯穿从感知、决策到执行全过程，融入研发、生产、保障、服务全寿命。第二，无人智能系统成为主导作战力量，战争在物理空间中无人化对抗成为主要形态。第三，人类角色前移到战前阶段，将经验与决策逻辑预置于AI与无人系统中，而在实际作战中更多退居后台。

对中小国家来说，一方面，虽然AI技术本身的门槛不高，但受限于芯片、数据和技术体系的限制，其发展速度和应用深度会有局限。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天、空、地、海一体化的全域情报体系支撑，缺乏联合全域作战的装备能力，单纯拥有AI算力并不能形成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战斗力。

归根结底，在“AI+”智能化战争时代，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仍将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智能化战争是会因为减少人的参与，而让战争变得更“文明”，还是因为“隔着屏幕的杀戮”而变得更残忍？

吴明曦：在理想状况下，智能化战争存在“文明化”的可能。我曾经畅想，战争从“以人为主”转向“以无人为主”，甚至通过高仿真的战争模拟系统来解决冲突——换言之，就是让双方“打游戏”。如果模拟对抗无法分出胜负，再通过无人系统进行实际对抗；如果能决出胜负，则尽量避免人员直接参战。

不过，这只是理想化的愿景。现实中，战争一旦爆发，往往是不计成本和后果。战争的根源在于政治不平等、贸易不公、贫富差距、领土争端以及宗教文化冲突等，这些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AI消除不了战争根源，但可以从形态上促进其转变。

总的来说，AI与智能化，既可能成为“战争怪兽”，也可能推动战争形态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我希望，未来人类能从战争的策划者和受害者，转变为更理性的组织者与控制者，人类的身体不再受直接伤害，精神不再遭受恐惧，家园与财富不再被摧毁。这是我个人的美好心愿，也是人类的美好愿景。

记者：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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