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通过舆论引导和产业转型巩固扩军基础。在舆论层面，日本长期借钓鱼岛问题，在国内进行“洗脑式”宣传，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认知偏差持续扩大，进而为扩军备战、“琉球军事部署”等争取民意支持。在产业层面，战后日本无独立军工体系，武器零件多由民企通过防卫省保密采购生产，如今日本推动这些企业向“军工主导型”转型，甚至已实现F-35战机零部件向美国返销，反映出其军工产业规模快速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常思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除了自身由守转攻外，日本也在推进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谋求将行动范围从本土及周边拓展至“全球常态化部署”。从日美军事一体化来看，日本自卫队今年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推进构建日美联合指挥体系；同时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对美返销武器装备，并为美军战机舰艇提供维护与修理，强化双方在防卫设备开发、生产、维护方面的合作。在行动范围扩大方面，日本先后与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强化“日美+”小多边军事协作。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有关国家双、多边联合军演，日本派出军力规模持续增长。

“修宪风险正持续累积”

11月24日，日本熊本市举行大规模市民集会，与会者公开表达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计划的强烈反对，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高市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发言本身，无异于一份宣战声明。”日本熊本县和平委员会会长松本泰尚对《环球时报》记者直言。他告诉记者，高市的言论并非偶然，而是日本政坛长期右倾化的必然结果。他透露，自己生活在军事设施周边，明显感受到相关军事活动的规模、时长和频率不断升级，“战争阴影已经逐渐笼罩普通民众的生活”。

高市早苗是日本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坚定的“修宪派”。据刘江永介绍，日本“修宪派”的核心诉求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修改天皇制相关条款，试图将天皇从“国家象征”转变为“国家元首”以恢复其部分实权；第二，降低“修宪”门槛，将国会通过条件从需2/3多数改为过半数即可；第三，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在此问题上，自民党内不同派别主张存在差异：有的主张废除“不得拥有海陆空三军”的限制，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赋予其合法军队身份，并在宪法中明确写入“可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日本海外用兵提供法理依据；而有的主张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名义上强调“自卫”属性，对是否会联合美军作战并不明确界定。

刘江永表示，日本国内的修宪动向非常值得警惕。尽管目前修宪在国会席位、党内共识、民众支持等方面仍存在障碍，但在政治右倾化背景下，修宪风险正持续累积。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已呈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复古”倾向，若未来“修宪派”达成目标，明确自卫队“军队”属性与集体自卫权合法性，日本将在军国主义“还魂”道路上迈出更危险的一步。

在松本泰尚看来，当前日本的军事动向与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他告诉记者，日本谈论历史经常从太平洋战争末期、1945年日本战败前后开始，相当于把二战后80年视为日本的“受害史”（如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而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大约50年的历史在日本很少被提及……从甲午战争开始，到日俄战争，再到大日本帝国的侵略扩张——这才是完整的历史脉络。如果只把战后80年视作日本‘受害史’，对日本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只字不提，国民怎能明白战争为何会发生？”松本慨叹道。

“最终只会让日本陷入危险境地”

松本泰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右翼势力长期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为发动战争“铺路”，在民众不知不觉中逐渐模糊“自卫队”与“军队”的界限，“这最终只会让日本陷入危险境地”。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果日本修改宪法，它将不再是‘和平宪法’，而是‘反和平宪法’。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开始走上‘军事大国化’道路，这恐将引发军备竞赛，对韩国和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加重两国军费负担，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东亚地区局势动荡。对此，中韩都应尽力阻止。”

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研究员、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看来，日本近些年的安保政策转向不仅仅是日本内政的调整，更将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架构。他说：“‘和平宪法’在地区内发挥着‘信心建设’作用——它让曾遭受战争创伤的邻国相信，日本的力量将被规范于经济和外交领域。动摇‘和平宪法’将彻底改变这种信任。日本恐将以‘强权即公理’范式取代‘东盟方式’，这一后果对各方来说都无法承受。”

“把日本右翼势力扩张视为对华制衡，短视且危险”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但纵观欧亚大陆，历史正以令人不安的熟悉姿态重演。”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策顾问鲍韶山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新法西斯主义”思潮正在欧洲和亚洲逐步披上“爱国主义”“国家安全”“自卫行动”等外衣，这种意识形态洗白的过程正是这场复苏浪潮的危险所在。其中，日本的政治轨迹对亚洲的影响尤为突出——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对这片土地造成的伤口仍未愈合。

鲍韶山认为，日本重新阐释历史意味着重新定义当下的道德边界，而一旦对侵略历史的记忆被淡化，阻止战争再度发生的约束力也将减弱。他说：“西方世界有时把日本右翼势力扩张视为对华制衡，这种认知短视且危险。它忽视了亚洲各国对此转变的切身体验——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日本加速右转并非是地缘政治平衡，而是对那段曾摧毁大半个亚洲的历史枷锁的移除。”

“倘若日本执意与‘台独’势力推进所谓‘集体安全’，那反倒将制造出一场日本声称要避免的‘存亡危机’。”在美国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奥尼看来，如果日本追求的真的是它声称要维护的所谓“集体安全”，就更应该恪守国际准则，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马奥尼对记者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已获得国际法律文件确定以及国际社会广泛共识，日本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必须正确认识历史，更应当立足于亚洲构建真正的集体安全，而非充当美国战略的“基地”。

印尼—中国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维罗妮卡表示：“日本政策的变动必将影响到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我希望日本能够继续遵守‘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原则。我也希望日本能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做更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结语：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专守防卫”原则是日本战后对国际和平秩序的郑重承诺，不再重新走军国主义老路是国际社会寄予日本信任的基础。当下，日本右翼势力正极力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在强军扩武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绝不能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破坏。